赤峰街漲租...罵房東惡魔太簡化?他嘆:一般人很難放棄每月多11萬收入

聯合新聞網 於鑫
赤峰街商圈因租金暴漲引發文青店出走疑慮,文章認為這反映商圈興衰常見,而房東多以漲租、賣店面追求短期利益為主。 圖/聯合報系資料照片

這是真的貪婪嗎?我們能說這是貪婪嗎?

在標準的市場經濟學裡,追求利潤最大化不僅完全正常,甚至是推動資源有效配置的核心引擎。

投資客買進資產、承擔折舊、在需求高漲時開出最高市價,邏輯上與工程師跳槽開高薪、店家在草莓季把限量蛋糕賣貴一點毫無差別。

但在社會大眾的道德直覺中,房東卻幾乎永遠擺脫不了「貪婪」的標籤。

這種強烈的集體反感並不是單純的仇富情緒,而是源自人類心理與經濟制度交織下的三個矛盾:

「付出與回報」的道德天秤失衡(努力與收益脫鉤)

人類對「正當獲利」的道德認同,高度依賴於對稱的付出與風險:

廚師每天備料站滿10個小時、作家熬夜寫作、創業家抵押房子承擔倒閉風險賺到大錢,多數人會覺得「那是他應得的」。

但地產持有者的收益增長,往往不需要個人投入等比例的體力、智力或技術創新。

赤峰街的房東今天能把月租從5萬調到12萬,並不是因為房東過去三年對店面做了翻倍的修繕或升級,而是因為捷運開通、市府美化公園、社群網紅拍照打卡,以及隔壁年輕人每天苦思甜點配方帶來的集體成果。

當大眾看見一個人「僅憑持有特定排他性權利,就能無償提取他人努力的溢價」時,道德直覺就會本能地判定這是「不勞而獲」或「剝削」,而追求這種非努力所得的利益最大化,在社會語言中就被貼上了「貪婪」的標籤。

空間資產的「零和排他性」:沒有替代方案的權力不對等

一般的商業競爭多半是正和賽局:

科技巨頭如果把晶片賣得很貴,會引來競爭對手研發替代方案;某家咖啡廳把拿鐵賣到300元,消費者大不了去隔壁買100元的,甚至自己手沖。

但都市空間具備絕對的物理排他性與不可再生性。

赤峰街靠近捷運站、帶著採光天井的老屋就只有那幾間,不可能在樓上空憑空複製另一棟一樓店面,當房東對租客說「不接受漲租就請搬走」時,兩者的籌碼是極度不平等的:

租客退場代價極大:裝潢費用泡湯、經營數年的熟客流失、品牌被迫從零開始。

房東退場代價極低:台灣極低的持有稅,讓房東空置店面幾個月甚至半年,實質成本非常輕微。

在這種「要麼吞下去、要麼死」的定價霸權面前,房東單純的「按市價出價」,在承受方眼中當然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敲詐感。

破壞「共生契約」的背叛感

街區不是冰冷的鋼筋水泥,它本質上是一個隱性的社群生態系統。

赤峰街早年沒落時,正是這些小店在老屋漏水、壁癌與油漬,以極低成本承擔風險進駐,無形中和老街區簽訂「共生契約」:我們把荒涼的巷子救活,你提供我們安身立命的舞台。

但當商圈一爆紅,部分房東把「商圈開拓者」當成隨時可替換的免洗餐具,轉頭迎向出得起天價的資本連鎖店。

這種「共患難可以,同享福不行」的行為模式,在人類的社群演化心理中,觸碰了關於「背叛與背信」的敏感神經。

但這樣是否真的是貪婪呢?嚴格來說,這往往不是個人的道德淪喪,而是制度缺陷所誘發的人性放大。

如果今天把任何一個批評房東貪婪的普通人,放在同樣的位置上:

「擁有一間赤峰街繼承來的店面,原本租4萬,現在外頭有三家連鎖店捧著15萬現金搶著要簽約,拒絕這筆錢就等於每個月白白放棄11萬元的合法收入去補貼一個素昧平生的年輕創業者」,多數人最後也會做出相同的選擇。

這件事的悲劇在於:

在個體層面:房東只是在合法規則下做出了最理性的財務決策。說他是惡魔或貪婪,過度簡化了複雜的市場邏輯。

在系統層面:現行制度把「持有資產的等待成本」壓得太低(幾乎沒有空置成本),同時把「毀滅公共文化價值的外部成本」完全轉嫁給社會(房東賺走租金,整條街承擔平庸化的惡果)。

與其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痛罵個別房東的道德瑕疵,不如承認這是一個「規則鼓勵人們走向貪婪」的制度設計缺陷。

當一個遊戲的規則就是「榨乾最後一分地租的人賺最多、為文化著想的好房東反而實質吃虧」時,期待單純靠個人的道德自律來拯救街區,無疑是緣木求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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